批评家王鲁炎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艺术家李永斌的一次未被记录的行为记录影像,1995年的夏天,艺术家从家里搬出老旧的录像机,将自己用镜头长久拍摄的母亲的遗像投射在了母亲卧室窗外的大杨树上,夜深了,两人坐着默默的看着树冠上的母亲,随着微风吹过,树叶拂动,母亲好似活了过来,凝视着儿子,他们两个人就这么坐着,随着天色放亮,母亲逐渐消失。王鲁炎在文章中写道,“录像机由于超长时间工作机身慢慢的变热,散热风扇发出的噪音令人焦躁不安。我对永斌说,把录像机关了吧。但他没有理会,充满血丝的眼睛仍旧注视着窗外。”
2020年,韩国的Deep Brain AI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记忆重现”(Re; memory )程序,它提供基于AI(AI)的虚拟人,模仿已经离世的人的面孔、声音和表情,让人们与他们交谈,就像在进行视频通话一样。而现在很多抖音里的小程序都有了这样类似的功能,通过一张离世家人的照片就可以让他/她们“活”起来,引发无数人的疯狂下载使用和上传分享。
每次想起李永斌的这件不是作品的作品,我都会头皮发麻和发自内心的感动。因为他有着人的肉身经验,那种切身的关乎生命的体验,而不是简单的基于科技的“滤镜化”模版复活,它是艺术化的,高级的,具有东方人的内敛和克制,却又饱含温暖。
一直以来,很多艺术家都在运用新技术做着相关实践,希望以此反哺到摄影的创作。无论是邵文欢使用全数字虚拟技术制作的《浮玉》,还是孙略由算法随机生成的太湖石之《奇石工厂》。这些尝试,基本都是以数字技术对传统的再造与戏仿,既是重塑,也是祛魅,像元宇宙里与真实世界平行时空浩瀚星海的文化分身。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科技的发展离不开人类对世界的好奇与探究,而影像艺术的每一次变革,其背后都是技术的迭代与更新,从1839年摄影术被发明,到1895年第一部电影诞生,再到1956年第一台录像机生产,1971年第一台家用电脑生产……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无不催生出新的媒介形态与美学价值。在今天,艺术教育与图像相关的专业已涉及并横跨三个学科,从美术学下的摄影、实验艺术、跨媒体艺术,到设计学下的数字媒体艺术、新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再到戏剧与影视学下的影视摄影与制作等等,在影像边界不断消融的当下,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不同专业的学生最后的毕业作品,很多是交叉和复态的。
在这一年,AI不仅在科技、文化、经济、社会等所有的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且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逐渐重要的角色。生成式AI(Generative AI)取得了爆发式的发展,它标志着人工智能(AI)的彻底崛起。这些由各种机器进行学习方法从数据中学习对象的组件,由此生成的全新的原创性图像、文字和视频的AI被称为生成式AI。ChatGPT、Midjourney、Fotor、Dall-E2这样的生成器让科技的风暴普及到每一个普通人,在这场技术的漩涡里,谁都无法独善其身,永远的活在过去。
海杰做过媒体,追热点、舔刀口的惯性思维让他对新事物有着天然的敏锐度,写过诗歌和小说,当然最为人知的身份是批评家,所以自然不会放过将文本生成为图像的机会,作为第一波AI生成器的试用者,海杰乐此不疲的生产和传播,甚至有些魔怔,享受着从批评家转向艺术家种身份切换所带来的新鲜感,疯狂的压榨着自己的语言,不断挤压时空,几乎不用承担成本的尽情释放想象力,当然这种想象更多的是基于摄影的,基于那些他烂熟于心的摄影史和图式语言,每天八小时如上班一样的体力劳动,伴随着想象力的枯竭让他发出“AI创作比直接拍摄难多了”这样的即时感叹,而遭到直接摄影者们的揶揄和调侃。我相信,他的本意并不是认为AI图像的创作要更加困难,更多的是在那种创作的情境中作为“失败者”的沮丧感。
海杰使用Midjourney生成的图像频频登上摄影媒体的封面,一时间成为摄影界风口浪尖的焦点人物。6月15日,由拉黑策展的“更深的蓝:海杰AIGC生成式图像个展”在高帆摄影艺术馆拉开序幕,并同期举办了“AI与摄影及摄影教育”学术论坛,邀请到许多摄影圈之外的理论批评家,希望籍此引发更多基于AI影像的深度讨论。
在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所写初清山东郯城一个农妇命运的《王氏之死》里,最引人注目的细节,是王氏在雪地里做梦那一段的描写,它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文学想象,能够说是蒲松龄的梦,被移置到王氏身上,更像是扶鸾之后仙魔附体的表现。
展览入口处是一幅巨型的图像,在极具西北风貌的黄土高原上,是六个男人走向深处的背影,漫无目的,我们看不清他们是谁,也不明白他们将去向何方,那种苍茫感来自于艺术家庄辉《万物》里天地开阔的空间意识带给人们的崇高宗教感。而右侧与观众视点齐平的,则是一幅盘腿而坐的老者,双手合并在一起,满脸沟壑,目光低沉,像极了他的父亲,这种在路上的礼拜时刻有关他对地缘的时空记忆,这也是海杰生成图像里极少的黑白影像。这一大一小、一远一近的两幅图像,如小说的序幕。在历史学中,时间中的既往之事往往有空间中的遗留,空间关系与时间关系也可以互为转换。我们如何通过文本对图像的转译,获得一种时空转换的感受,去完成对时代的感受和把握,对那些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理解。
海杰说,“在Midjourney的算法里,近景或特写是优势,大量的图片看上去很新鲜。”所以他基于AI生成的图像大多景别为中近景,类似中画幅的正方构图,色彩饱和而浓郁。这些如诗般的棱镜碎片,或矫饰、或温情、或批判,带我们抵达他精心建构的个人史和地方志。动物、种族、纪念碑、消费、政治、未来……这些是海杰生成图像的高频词,构成了他的精神地图,而“水”这个元素以各种形态和方式出现在很多画面里,它既像延绵无尽的欲望,又如惴惴不安的现实。
海杰使用Midjourne生成的第一张图像是在长江三峡,船上一对中年夫妻相拥而立,思绪万千,前方是迷雾笼罩着的山水之间。海杰化身艺术家,第一次尝试使用后人类时代的算法生成器,却想抵达那个真实世界的历史漩涡。
我们如何回溯和观察“过去”,决定了我们如何理解身边与世界。海杰的这些尝试和呈现在某些层面,更像是对经典摄影的“模仿”,海杰选取了最像摄影的图像,选取了最完美的没有瑕疵的图像,一切遵循着摄影对于图像的架构逻辑与美学范式,像是用新技术干了件旧媒介的事,包括那些被策展人所频繁使用的当代摄影的各种展陈(材料)语言,实际上也是不自觉的对“摄影”这一媒介的回应,体现出对图像本身的不自信。也正因为海杰摄影批评家的身份,作为艺术家的他很难真正的跳出摄影这个媒介,去建构一个新的基于AI图像的视觉语言样式。当然这样的要求对他未免有些苛责,因为这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正如海杰自己在回应吴毅强有关摄影边界的文章中写道的:“我们谈摄影的变革时,不是质疑摄影本身,而是质疑摄影作品树立的经典性的物质性大旗,并为它由此绕过了图像生产过程而抱打不平,因为所有的权力、控制、塑造、构建都潜藏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应该的不是塑身,而是拆解。” 那么作为批评家的他,变身为艺术实践者时,是否能超越媒介本身,还是会陷入对摄影的拟像。
历史过于强调客观,而艺术则过于强调主观,但真正的客观是不存在的,相对的完全自我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自我的形塑也来自既有知识和历史经验。所以,当你在叙事历史的时刻,你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技术、文本和人工智能影像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双向互哺的特征。技术被文本进行了放大,在文本的基础上,影像则对这一问题进行呈现与表达。以《人工剧团》成名的张巍的工作有着类AI工作方法,他人为的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素材库,像一个本地局域网,但同时他也在不断丰富(比如去美国后增加拍摄了大量各族群肖像以及博物馆等……)这个素材库,但这些所有的工作是建立在他的美学趣味之上,那些丰富的个体消解后被弥合,而由此制造出被视觉经验所建构“经典符号化”的具体形象,让我们陷入了心理学家卡尔·容格的集体潜意识假说,这就是荒诞的真实世界的本质。谁建构谁?而谁又被谁建构?从某一种意义上看,张巍是反AI的。
AI于摄影的应用目前大多还都停留在“技法”层面,并没有更多关乎“语法”层面的思考,也因为目前绝大多数主流应用还是以英语为生成指令,所以除了文化后殖民和数据寡头这些显性因素,汉语语法的复杂与多义也让AI在理解和转译中陷入迷雾与鸿沟。其实无论是海杰元摄影方式的碎片化微观历史叙述,还是李明项目化的宏观历史镜像,都只是由拍摄转向生成,在本质上,两者还是停留在对“摄影”这一媒介真身的模仿和应用上。至于基于AI图像所衍生出的美学思想和价值讨论,远远还未到来。
阿德里安·伊瓦克耶夫(Adrian Ivakhiv)在《运动影像的生态学:电影、情动、自然》中写道:“我们所生活和运动的世界是一个不断激荡着视听图像质料之流的漩涡。照片、电影和电视节目、录像和电脑游戏——这些以及其他的运动影像和来自于国内外一系列的全球化工具产出的影像搅拌、混合。”,这种AI系统所产生的艺术的主要特征是搅拌与混合的,揉杂着各种视听物质的漩涡。
摄影和人工智能图像,会是灵骨与影骨的关系吗?最终会将摄影反噬吗?一切的焦虑和担忧还为时尚早,让我们把它放在更长和更宽的维度里去等待吧,因为我们都将成为文化灰坑里的尘埃,只有从断裂中我们才可以更加理解历史。
董钧,艺术家、策展人,1839摄影奖发起人,西安美术学院影视动画系摄影专业主任。